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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ril 01, 2011

跳出新自由主義思想牢籠-甘文鋒

 

甘文鋒@Roundtable
2011-03-29  商報

財政預算案推出後,遭受民意反彈,主因是未能在庫房水浸的情況下,積極為民紓困。這反映了什麼問題呢?年初還有兩則小新聞,可能沒有太多人留意,但它們所反映的背後含義,卻可能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根源,亦可能是港府思考的牢籠。第一則,是香港總商會提議在新的財政年度減利得稅,以保持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力。第二則,是香港奶粉價格急升,原因是內地對香港奶粉需求甚殷,導致香港奶粉供不應求。

不花 錢以免成「 大政府」

香港總商會要求減稅的原因,是與區內鄰近地區相比,我們引以自豪的低利得稅,漸漸被對手追上。

香港現在的利得稅率,是16.5%,而被視為主要對手的新加坡,則已由原來超過20%,減到現在的17%。如果單看稅率,以及如果稅率真的是競爭力的唯一考慮,那香港的情況的確令人憂慮。

但事實上,香港的稅率在已發展地區,其實已經非常低。其餘比香港稅率要低的國家或地區,大部分都是發展中國家,例如阿爾巴尼亞、塞浦路斯、烏茲別克等,低稅率的主要目的,當然是鼓勵商業發展及吸引外商投資。當年的香港,在基建、法律制度等因素未如理想、營商環境乏善足陳的情況下,以低稅率推動商業發展,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今天的香港,要加強競爭力,在稅基方面已被批評為太窄,減稅真的是唯一可以提升競爭力的做法嗎?

奶粉價格急升的新聞,更是直接影響民生,但當有民間聲音希望政府出手時,政府即以香港是「自由」市場為由,不予理會。減稅和對奶粉價格急升的不聞不問,看似是無關的兩件事,其實正反映當局被「新自由主義」的意識形態牢牢綑綁。現時,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統治世界主流的意識形態,也令港府即使在庫房「水浸」時,亦不肯花錢紓解民困,以免成為「大政府」。

香港總商會的報告,提出香港漸漸失去競爭力,其中一個批評正是政府缺乏長期規劃。但政府面對此等批評,一向只以「小政府、大市場」這句口號去推搪。而商家亦只能提出減稅的建議,因為只有減稅才符合「小政府、大市場」的做法,其他任何提議,對政府而言,都違背了新自由主義。同樣,對於奶粉的價格,當局其實亦逃不出這個思想牢籠。「自由」這個託詞,實在太「屈機」。在自由這個普世價值面前,你不應有任何怨言,不自由毋寧死,為維持「自由」市場,民生問題不足掛齒。

只屬於 經濟精英的自由

大衛‧哈維(DavidHarvey)在他的著作《新自由主義簡史》中提到,新自由主義其實可以簡化為一個「烏托邦計劃」,目的是要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。

有這種結論,原因是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,在經濟政策跟隨新自由主義之後,財富都被急速集中。例如在美國,收入最高的0.1%人口,1978年收入僅佔國民收入2%,而到1999年,則急升至超過6%;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收入比,則從1970年的30:1,到2000年將近500:1。美國當然不是特例,作為香港人,我們也感受到財富急速集中,貧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。

今天的世界,金錢對我們的生活往往起最重要的影響。由移動的自由、安居的自由、學習的自由、旅行的自由,甚至是為年幼子女準備奶粉的自由,無一不需要錢。當新自由主義將金錢急速集中到經濟精英的身上,其實所謂的「自由」,只是社會上少數經濟精英的「自由」。而被剝削的大眾,卻被少數精英奪去了「自由」。

出現這個現象,最主要的原因,是鼓吹個人自由的新自由主義者,假定只有政府才會妨礙個人自由。但在現實中,通過經濟剝削,其實每個人,特別是手持龐大經濟資本的人,其實也可以妨礙其他人的自由,而且可能比政府更狠、更絕。早前,香港政府和廣東省及澳門政府,商討建立一個更宜居的城市。但如果政府及經濟精英的思想依然被「新自由主義」這個意識形態牢牢綑綁,那只會令社會的階級矛盾加劇,無論有多少硬件基建支持,香港也將不可能成為一個宜居的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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